首页 »

全面二孩时代,是什么让上海年轻父母“想生不敢生”

2019/9/11 22:39:01

全面二孩时代,是什么让上海年轻父母“想生不敢生”

 

每到幼儿园招生季,焦虑情绪就在低龄幼儿家庭蔓延。一个孩子的入园问题,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在“入园难”、“入托贵”几成民怨的大城市,“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使得这一问题更为突出。

 

生了孩子谁来带?这是个问题。困扰上海70后、80后父母对二孩“想生不敢生”问题,出路在哪?昨天部分上海市政协委员带着提案,与相关部门展开提案办理协商。

 

入园难尚能解决,0-3岁怎么办

 

 陆雅娟委员等在一份提案中写道:面对二孩“生”还是“不生”的选择,争论的焦点大多数集中在了“生了谁来带”和“生了怎么养”上。

 

上海“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上海市总工会曾对100家单位的1100名育龄女职工就生育意愿开展大型调查。调研显示,867名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女职工中,80%的女职工对生“二孩”选择说“不”。“没有人帮助照顾”是女职工不愿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

 

在不少政协委员看来,现行公共托育服务的不足、社会支撑体系的缺失,成为制约上海生育率增长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入园难”还主要体现为难以入名园,“入托难”才是真的难。资料显示,上海4个月到 3 岁之间婴幼儿公办托幼机构存在空白。目前在上海,接收三岁以下婴幼儿的公办托儿所、托儿中心基本消失。曾经由政府、单位和街道等办的托儿所基本都已销声匿迹,幼儿园也明确规定不招收 3 岁以下的孩子入园。

 

据上海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4年,全市独立设置的托儿所仅有 54 所,幼儿园托班从 2012 年的309个已缩减至不足300 个。而2013 年及 2014 年上海常住人口出生数分别为 19.62 万、20.2 万,其中户籍人口出生数分别为 10.52 万、11.9 万,可以推算出,2016 年 2-3岁儿童约39.82万。若要基本满足适龄儿童入托需求,按每班25人的标准计算,至少需要15928个托班。

 

“可以说上海现有的托幼服务资源远远不能满足民众对幼儿入托的需求。”政协委员廖瑛说。

 

 

“自家孩子自家抱”的高昂成本

 

既然机构无法保障托幼需求,是否让母亲回归家庭,“自家孩子自家抱”?

 

周蓓华委员作为儿科医生,认为从科学育儿和儿童心理健康考虑,最合适的做法是父母自己带孩子,机构和老人都不能代替父母育儿。

 

也有委员提到,通过完善社会保障,让女性有足够假期哺育孩子,或者通过以家庭为单位实现个税计征,减轻二孩家庭的经济负担。

 

“休假3年带孩子,只能说看上去很美。”政协委员裘索说,这在以前劳动密集型企业是可以做到的,但在专业服务、高新技术领域并不可行。裘索所在律师事务所,有数百名育龄期女性。“休息三年,专业就跟不上了。”

 

一份《“全面二胎”背景下上海女职工生育期间权益保障状况调查报告》显示,18%的女职工生育期间工资收入降低。有 14.3%的从社会生育保险领到的生育生活津贴低于本人产前工资。更有甚者,还有 2.9%的女职工在生育休假期间无任何收入。“收入降低和昂贵的早教费用无疑给二孩父母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委员们认为。

 

能否重建公共托幼体系

 

“在现代社会中,儿童的照料和养育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政府和社会应有的担当。”裘索说,若能够建立完备的托育公共服务体系,帮助家庭解决育儿的后顾之忧,对于提高社会生育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委员们建议,建立覆盖 12 岁以下儿童的托育公共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社区、街道幼儿日间照顾中心和学前(早期)教育机构等社区和机构学前教育管理模式。特别是要完善针对 0-3 岁儿童的托育公共服务。

 

“应强化政府对公共托幼服务的责任。”黄绮委员在提案中建议,政府应该出资建设婴儿阶段托幼机构,并明确政府职责,积极发展公办幼儿园,大力扶持民办幼儿园,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明确规定,更可以作为公益事业加大投入。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并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到针对 3 岁以下婴幼儿托儿所、幼儿中心等机构的开办,解决年轻家庭的实际需要。

 

作为帮年轻家庭减轻负担的另一种思路,陈磊、蔡金萍等委员的想法是,可以由市总工会牵头,在大型企业园区、社区街道及企事业单位开设“宝宝屋”,为有需要的上班族提供便捷、经济的托育服务。“宝宝屋”运行成本可由开设者承担,也可由开设者和使用者共同分担。同时尽快出台相关激励政策,如减免各种税收、列入文明单位或社会责任报告指标体系等,在现有政府公共资源无暇顾及的情形下,解决燃眉之急。“总之要多部门动起来,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形成合力。”